文/王明夫(和君集團董事長、和君商學院院長)
 
每年高考時,我都會想起三十幾年前我的高考。高考對命運的意義,得從我的出身開始說起。
 
1966年,農歷馬年年初一晚上,我出生在江西省會昌縣周田鄉上營村一個傳統農家。
 
上營村,座落在武夷山西部余脈的一個山間盆地里,張目四望,周圍皆山,是綿延不絕、黛青一色的群山。山外世界是什么,不得而知。隱約知道,北邊的山那邊是會昌縣城,東邊的山那邊是福建武平,南邊的山那邊是廣東梅縣,我都沒去過,也不能想象這輩子能去那么遠的地方。
 
我16歲去縣城讀高中,走出這個童年和少年時期的山間盆地。16歲之前,視界最遠就是這個山間盆地四周的山頂。這里長大的孩子,不是井底之蛙,但百分百是盆中之人。大山隔絕了他們跟外面世界的聯系,也保住了他們自然生長的天性,狹隘與純樸,愚昧與本色,壞與好,都在其中。我一生的打拼和闖蕩,好像都是為了走出這里,但從來沒有熄滅過對這里的歸意。
 
上營村是傳統的客家人村落,世代農耕,種田砍柴,牛犁田,狗看家,我童年熟悉的生產工具、生活用具與生活方式,與書上描述的公元前二十一世紀夏朝無異。放牛、放豬、放鴨子、打魚草、拾糞是我童年的日常工作,年齡稍大點,十歲左右起,就上山砍柴、下田耕種、挑擔趕集賣梨子賣糯米賣甘蔗。
 
童年生活,留給我的最深刻記憶,一是饑餓,二是寒冷,三是苦累。每年總有那么幾個月,家里是“冇米”的,紅薯是救命的主糧,青黃不接的時候一連吃二三個月的紅薯。假如沒有紅薯,大概童年時候就餓死了。那種時候,有一碗糙米飯吃,不需要任何菜,來點醬油、滴點香油,就覺得特別享受。記憶中,童年的冬天,總是陰雨連綿、寒風刺骨,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到身上了,一整個冬天還是凍得無所躲藏。南方陰冷的冬天,一個人凍得無所躲藏的時候,是有一種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想大哭的感覺的,只能自己扛著受著,貫穿整個冬天。
 
至于苦累,蒔田、割禾、挑擔、砍柴,其勞動強度,對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來說,也就是身體承受的極限了。以上山砍柴為最,一大早天剛蒙蒙亮,被媽媽嚷醒,急急地吃罷早飯或沒飯吃的月份就吃紅薯,然后磨柴刀、穿草鞋、操起扁擔柴絡,跟著一伙大人往山上進發,走十幾里山路,在荊棘密布的野山里搜山找柴,看中一棵樹,砍倒,截段,裝擔,已經是累得氣喘吁吁了。人小,力氣不足,干活慢,裝擔剛完,還沒喘過氣來,同行的大伙誰喊一聲“走”,我就得馬上挑起擔子跟上,否則大人先走了,一個小孩掉隊,心里非常害怕。山里看見蛇、野獸、野鳥,聽見不知名的怪叫或響動,是常有的事。我很好強,總是想多挑點柴回家,盡自己的極限。挑著柴擔子,跟上大人的速度,往回再走十幾里地,快到家的時候,基本上已經是午后太陽西沉時分了。六七個小時過去,中途沒有任何食物補充。離家最后剩幾里路遠,非常的餓、非常的累,實在是不剩什么體力了,眼巴巴望著家里人來接擔子。不時地有村子里誰家的人先來接擔子了,我就要問看見我家人了嗎,誰來了,走到哪里了,快到了嗎?遠遠地看見媽媽或家人來接擔子了,心里一下就得救的感覺。家人接過去柴擔子,我吃著家人帶來的充饑東西,跟著走回家。終于到家時,整個人就癱倒在屋壁下的石板上了。第二天,繼續。日復一日。
 
我的父親母親,都沒上過學,不識字,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認識。父母親是1920年代生人,我的小弟弟出生于1971年。想想看,1920-1970的年代區間,中國除了戰亂,就是反反復復的政治運動。我家鄉那里是五次圍剿與反圍剿的核心地帶,紅軍長征從那一帶出發,紅軍遠走后是國民黨報復的重災區,后面是抗戰和內戰時期。解放后就是歷次政治運動,土改、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人民公社運動、大躍進、大煉鋼鐵運動、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農業學大寨等等。整整半個世紀,老百姓幾乎沒有多少休養生息的喘息機會。在中國歷史的這個區間,一對不識字的農民夫婦,在閉塞的山間盆地里,要養活自己和一群孩子,不至于餓死病夭,那種勞作之艱苦卓絕、生活之窮困艱難,我后來任何時候想起,都有一種瞬間就要淚流滿面的沖動。
 
我在虛歲六歲的時候,就自己鬧著要上學,大人沒允。虛歲七歲入學上營小學。一年級二年級成績拔尖,班里第一,是三好學生,個個學期都拿獎狀,獎品是嶄新的鉛筆和筆記本,現在我還記憶猶新。三年級四年級成績一落千丈,一塌糊涂,個子也瘦弱,兇狠的同學可以隨時隨地欺負我、恐嚇我,孩子王拉幫結派,我總是落單的,孤零零,感覺隨時都會受到攻擊。他們罵我或踢我一腳啥的,我就眼淚汪汪,強忍著不讓眼淚下來,心里壓抑著憤怒和報仇的沖動。
 
我讀小學的時候,經常是學期開學很久了但“書還冇到”(我們管課本叫書),老師也不知道教什么。每當“書還冇到”的學期,老師上課就讓我們背誦毛主席詩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清平樂·會昌、憶秦娥·婁山關、沁園春·雪等等,至于那些詩詞的意思,我們是不可能明白的。另外,老師還教我們唱歌,其中有一首歌,幾乎唱了半個學期,叫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我現在都還會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偉大領袖毛主席·······”。后來知道,那不是音樂課,那是所有課。半個學期過去了,書終于到了,歌才止唱。四年級那年,毛主席死,上營村的王氏宗族祠堂里設了靈堂,學校組織全校師生去吊唁,一條黑布白字的大橫幅寫著“偉大領袖毛主席永垂不朽”,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永垂不朽”這個詞兒。氣氛很嚴肅,很靜穆,大家默哀3分鐘,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有人哭泣,我受感染跟著哭,不明就里。我不敢出聲,就是跟著走,跟著做。后來學校組織師生步行幾公里去公社(圩鎮)大禮堂吊唁,也一樣,靜靜地進去,默哀,鞠躬,靜靜地出來。沒過多久,上營小學的全體師生排隊步行去公社迎接華主席像,一個同學舉著華國鋒剃著寸頭的那個標準像,一個同學舉著旗幟,還有些同學則負責敲鑼打鼓,一路熱鬧。我是屬于跟在隊伍里的“群眾演員”。N個月后,老師又組織大會,宣傳打擊右傾翻案風,打倒鄧小平。又N個月后,敲鑼打鼓粉碎四人幫。這些,是我此生關于政治事件的最早記憶了。
 
五年級小學畢業,我去鄰村上初中,是一所鄉村中學,叫做半崗初中。初一年級,成績一塌糊涂,大個子同學隨時羞辱我,給我取很難聽的綽號,我狠不得砸死他們,終究也是沒有勇氣做任何反抗。數學期末考試不及格,印象中才20幾分,留級。我羞于重回學校,不想再上學,回家去學裁縫。
縫紉機都買了,師傅也基本確定。我的大哥從深山老林里搞副業回來,發現我不上學,態度堅決、不容商量地把我罵回了學校。于是我硬著頭皮去復讀初中一年級。莫名其妙地,成績像魔術一樣變得奇好,尤其是數學成績,雄霸整個年級。全縣初中一年級數學競賽,我得了周田公社第一名,張大紅榜在周田圩鎮上。這是半崗初中有史以來的崇高榮譽,校長召集了一個全校師生大會,親手給我頒發了一份隆重的獎金,3元人民幣。這是我少年時期最偉大的一次勝利,尊嚴和自信,拔地而起,昂首矗立。從此,我的學習成績,一直是數一數二,直到高中畢業。同學欺負我、羞辱我的情況,沒有了。我變得受到同學們的仰慕。從一二年級的成績出眾到三四年級的爛得一塌糊涂、從初一年級的成績一塌糊涂到留級復讀時的一馬當先,我的學習成績,為什么會這樣陡變,至今也想不明白。
 
因為初一留級,我初中念了四年,1977-1981年,住校,周末回家,周日傍晚返校的時候帶足一周要吃的米菜。那時農村政策已經搞聯產承包,我家糧食已充足,帶多少大米去學校,父母是讓我隨意取的。所謂菜,就是我一周要吃的下飯咸菜,基本上是一搪瓷缸子的菜干(霉干菜)或芋荷(腌漬成酸的芋頭苗梗),四年時間,幾乎都一樣。幾十年后母親說起,還是總要說到,我初中帶的菜,總是苦巴巴的干澀,她炒菜的時候想多放點油水都沒油。那時候,如果有一瓶醬油浸生辣椒,我一周都會飯量大增。四年初中,12-16歲,我基本上就是這樣的飲食度過,個子一直沒怎么長,很矮,很瘦小,臉色枯黑。上高中的時候去了縣城中學,伙食改善,一個學期下來個子就竄上去了,長到一米六多,第一個學期結束回家,家人幾乎不敢相認。
 
我中考很成功,是當年半崗初中唯一考入縣城高中重點班的學生。其實,我那時特別希望考上中專,去讀師范學校。讀中專,就是確定性地跳出了農門,這已經是最驚天動地的奢望了,不敢去做夢上大學。以往,最好成績的考生,總是去讀中專的,我為什么沒去,據說是那年開始,縣教育局有意識地把尖子生選拔進縣高中重點班,以代表縣里去沖刺考大學。16歲,我去縣城入學會昌一中,開始了離開農村的城鎮生活。
 
這是我出生以來的一次歷史性跨越,進城了,感覺非常的新鮮、非常的高級、非常的自豪,充滿了人生的憧憬和想望。連縣城馬路上汽車經過卷起的塵土夾雜著汽油味,我都覺得是香的,一種鄉村少有聞到的新鮮氣味。城里的女人都穿裙子,居然夏天還穿襪子,真洋氣;男女同學之間,即便是異姓,也是可以講話甚至交往的。這些現象,讓我感到明媚,升起游絲般的憧憬。
 
高中的教室是日光燈,白花花的,超級明亮。我自出生以來,從來沒有在夜間感覺過這樣的明亮。鄉下的夜間,用煤油燈照明,為了省煤油,燈是不愿意挑到明亮程度的。小學的時候,我如果夜間看書,父親是要罵的,因為耗煤油。父親說,你如果會讀書,學校里就讀好了,為什么到家里還要讀?你如果不會讀書,點燈讀書又有何用?父親的邏輯,無懈可擊。半崗初中的時候,一個教室幾十個同學,每人點一盞煤油燈上晚自習,幾個小時下來,整個教室烏煙瘴氣,同學們熏得渾身都是煤油煙味兒,臉色和鼻孔發黑,咳出的痰都是黑色的,回到宿舍用毛巾抹一把臉,毛巾都變黑。初中幾年,夜復一夜皆如此,我們安之若素,習以為常,也沒聽說過有誰因此不適或生病。這種狀況,倘若放到現在,必有好事者、自媒體啥的,做自作多情地的無盡渲染,引發一場全社會范圍的輿論風潮或捐助運動,也說不準。而那個時代,全國各地的鄉村學校,大多是這樣的。我進到縣城,到處有電燈,連自己的宿舍都有電燈,感覺很高級。尤其是高中教室掛著足夠多的日光燈管,那種明亮,動人心魄,終生難忘。不好好學習,感覺都對不起那日光燈。
 
我高一開始學英語課,是從初一年級的第一冊英語課本學起。此時我始知有所謂26個英文字母之說。用漢語注音讀英語詞句,書上的thank you我就注音成“三克友”,how are you我就注音成“好啊友”,等等,是我高一時候的英語起步方法。第一學期期中考試,英語成績很差,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到期末考試,我的英語成績就名列前茅了。高一時候,我的成績在整個年級里都是居前的,班上則穩居前三,數理化三科尤好,尤喜物理。高二開始分文理科,我選了文科。那時候,流傳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數理化成績好,是高人一等的,基本上選理科。我數理化拔尖,為什么選文科?聽說文科的高考錄取分數線比理科低很多,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上大學,至于文科理科、本科專科、什么專業、什么學校,一概次要。我,我家人,最高的、終極的愿望,不,不是愿望,是想入非非、膽大包天的奢望,就是出個大學生。文科錄取分數低,應該是更容易被錄取吧,于是我選了文科。我選什么科、上什么學,家長是不會過問的,也不會有哪個老師來關心我,懂和不懂、對和不對,都我自己定。一個對人生、對社會、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的懵懂少年,自選走向、自安天命。
 
事后證明,我選文科是對的。我自考往屆的文科高科試卷,數學卷子對我來說很容易,我不復習都能考90多分。于是我高二開始,基本上不用學數學,省下一個科目的學習時間,用于主攻其他五科。很多學文科的人,都被數學拖得死死的,占用太多的時間,我卻把全部時間集中到了其他科目上。其中,我的歷史地理英語政治科目好,語文最差,尤其是寫作文,文思枯竭、無從下筆,每遇寫作文,就頭痛。論總成績,高二高三,我始終保持班里第一第二的位置。
 
高中期間,我每月的生活費是15元,平均一天5角錢,伙食費是大頭,一天三頓飯,我通常是二頓素菜,芋仔(芋艿)、包菜、豆豉辣椒,吃得最多。菜金是5分錢一頓,豆腐則一毛錢,二頓合計一毛至一毛五分錢。吃一頓葷菜,主要是肉片炒包菜或肉片汆豆腐,偶爾小炒魚塊(傳說中的贛南小炒魚),菜金2-3毛錢。打飯就管飽,月初就買足飯票,不作節省考慮。有一次,和兩個同學合伙,三個人湊錢買了一個蘋果吃,每人一口,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蘋果。當晚做夢,都還在回味蘋果的滋味。
 
我每月15元的生活費,家里總是準時給到。父母、大哥大嫂、二哥二嫂,是家里的主要勞動力,一切經濟來源,靠他們勞動而來。父親和大哥當家,每年,每月,首要的盤算,就是我的學費和生活費怎么來源,這是他們嚴防死守的兜底事情。種植什么、啥時候收成,養殖什么、啥時候出欄,啥時候賣錢,家用花銷怎么預算,都是要通盤計劃、應時而動的。如果出現稻子歉收、禽畜得瘟疫、集市價格下跌、家人突發大病要發生醫藥費等情形,預算中指望的錢就要掉鏈子,這是十分緊張和壓力山大的事。豬得病了,漲大水把魚塘淹漫了、魚跑了,鴨子丟失了或死了,這些情況的發生,全家人的痛苦和緊張,那真是甚于死人。我童年時候放鴨子,鴨子誤食農藥浸過的谷子,眼睜睜看著鴨子一只一只地軟腿、暈轉、斷氣,我跪下去哭過。
 
父親和大哥主持家政,因為要供我和弟弟(其時在上初中)上學,堅持不分家,全家人團結合力,只為供養我能念完高中。父親和二個哥哥約好,等我高中畢業再分家。有一個月我的伙食費,被人撬了宿舍的箱子給偷了,我眼淚嘩啦就下來,止不住,非常的難過。家里聽說后,及時又寄來了生活費,沒有絲毫責怪我。校保衛處來破案,抓了一個同寢室的嫌疑同學去審問,他死不承認,案子終究不了了之。
 
五個高中同學,對我的一生很重要:劉義林、羅慶豐、蔡偉林、肖世優、許地長。劉義林是我高中和大本時期的精神領袖和心靈明燈,羅慶豐是我上海讀大學時候相依為命的精神導師(他念復旦大學法律系),他倆的才學志趣、閱讀范圍、思想情懷和忠厚人品,是我那個階段的主要開化和精神涵養,他倆對我的精神成長的影響和意義,是我人生導師級的。蔡偉林是我高中時候的同床,他家出被子、我家出席子,我倆睡一個被窩,直到畢業。我們全班同學幾十個人,住一個大教室,像是大通鋪,每二個人一張床,家境好點的出被子、家境差點的出席子,二人一個被窩,相互溫暖。班主任張景星老師是個大好人,每到冬天,就讓我們去他家拿稻草,要多少就可以拿多少,鋪在席子底下,暖和。上大學后,歷次寒暑假我從上海回家,途徑南昌中轉,第一站落腳吃住,一定是去江西師大找蔡偉林,吃他的,住他那里,賓至如歸。所謂發小或閨蜜,大抵如此。肖世優是高考我第二、他第一的同學,他是我人生極其重要、極其關鍵的一個貴人和恩人。1993年我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的時候去闖深圳,找不到工作,流落街頭,睡荔枝公園,是他幫助我在深圳找到了工作、站住了腳,一手引領我進入了金融業,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處境和軌跡。肖世優的頭腦、智慧、理性、敏銳和對問題本質的洞察力,迄今都是我只能望其項背、永遠難以企及的。現在,我遇人生大事,自難定奪的話,還是會下意識地想到去找他問意見。許地長是我高中同桌,后來成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業搭檔之一、真正風雨同舟的戰友,我創業時候他是跑辦工商注冊手續的第一個員工,從此我們共事十幾載,順逆不棄、和衷共濟,他總是以和君大局為重,任何情況下都配合我、為我分擔、盡其所能扛起責任,不偽不妄,不矯情,不做作,無私心,像個勞模一樣勤勉盡職、默默擔待,成為了和君集團的重要管理者,對我的事業,貢獻很大。
 
高二開始,一分文理科,我就自覺進入了“一切為了高考”的狀態。學習很有計劃性:數學不用學,省下時間;歷史,地理,政治,甩掉老師的進度,自己通讀,來回重復讀,算好重復多少遍就可以記住,由此明確每一章節內容需要重復多少個來回、用多少時間;英語就跟著老師的進度走;語文,凡是能死記硬背的知識,就死記硬背,作文就聽天由命,不知從何學起,基本放棄,不想多花時間去搭理。我把學習任務,分解、均攤到每一天每一周需要完成多少學習量,然后每日每周都去完成它。有時候也會厭學,就是不想看書,就是讀不進去,但我總能倔強地克制自己完成當天的任務。完成之后,就去校園玩,放松,運動,換心情。看上去我經常玩,但成績又很好,顯得學習很輕松。實際上就是計劃明確、日清日畢、心里有底、不急不躁,考試成績則水到渠成。
 
沒有誰指點過我學習方法,也從沒有看過這類的書籍或文章,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這類書籍和文章,我的學習怎么會進入這樣自覺的狀態,至今也納悶。體力決定精力,精力決定效率,為了適應學習的需要,我十分重視鍛煉身體,沿校園外的田埂跑步,每日長跑,日復一日,像是必修課,無人督促,自覺為之。感謝上帝,讓一個懵懂青年在他對一切都還懵懂無知的時候卻對一件決定他人生命運的超級重要事情(學習)實現了有效的自覺和自律。
 
1984年高考,我大獲全勝,總分531分,全縣第二名;政治90分,為江西省單科狀元,上了江西日報;數學正好100分;語文最差,80分出頭。出成績的時候,正是暑假農忙季節,我從農忙中抽出時間,坐長途汽車去縣城看成績,當我得知成績后,欣喜若狂,幸福無比,所謂“金榜題名時、洞房花燭夜”。我以第一時間第一速度,速趕回家,全家人正在田野里蒔田(插秧,種秋季稻),我遠遠就喊:我考上大學了,我真的考上大學了,我真的考上大學了。全家人,父親、哥哥、嫂子、姐姐,聽到我的喊聲,都直起腰,望向我,驚疑而木然,像是一尊尊雕塑,植在田野。那一刻,好像整個田野、周圍的群山、環繞的河流,都定住了,蒼天感慨,萬物肅然,整個田野回蕩著一個祖祖輩輩世代農家的夢想突然花開的聲音。家人誰第一個發聲,就說:“真的假的?”我說真的,我真的考上大學了,是全縣第二名,肯定考上了重點大學。于是,田野沸騰了,群山含笑,河流奔騰。全家人的勞動,變得異常的歡快、喜悅、利索、有勁。
 
我的高考,已經過去30多年了。直至今天,每年高考的日子,我都有一種忍不住想流淚的沖動。在我的人生中,最震撼人心的奮斗,莫過于高考的奮斗;最偉大的勝利,就是高考的勝利,沒有之一。
 
高考,是決定無數人無數家庭命運的重大關口。我想,我若是一個高考教練或高中老師,我肯定能夠輔導很多人順利闖過這個關口,無非就是三條:第一,明確學習內容;第二,制定學習計劃,分解、均攤學習任務,日清日畢、周清周結;第三,管理飲食、作息、運動和娛樂,保障營養、睡眠、體力和心情。這是個化繁為簡、綱舉目張的“三條軍規”。我總覺得,一個高中,按這三條來全面改造教學計劃、學生管理和校園生活,可望批量生產高考贏家。現有的技術手段,移動互聯網、大數據、多媒體、聲光電、VR/AR、AI等等,還可以把這三個維度的要求,轉化為隨時隨地、生動活潑、輕松愉快的高考生活,告別苦逼高考,奔向炫酷高考歡樂高考。如果哪天和君出手做課外輔導、高考經濟或者直接興辦中學,我料定能大獲全勝。只是現在的我,實在不愿意去做應試教育。
 
很多人都以為高考競爭是較量智力,我覺得這是一種誤解。智力落差太大的人之間,不構成競爭關系;構成競爭關系的人之間,勝負決于自我管理,跟智力水平弱相關。
 
何止是高考,人生每一個階段的重大目標,都可以這樣達成,水到渠成:第一,樹立目標、明確任務;第二,制定計劃、分解任務、日清日畢或周清周畢;第三,管理自我、健康身心。整個人生的成功,又何嘗不是這樣呢?我今年51歲,回望自己的半百人生和觀察很多人的狀況,發現這是貫穿一生都有效的成功模型,無妨稱之為“TPS模型”(Task-Plan- Self discipline)。
 
用TPS模型當鏡子來照一下自己,自己能否達成人生某個階段的目標、實現所謂的成功,結論是分明的,問自己三個問題:我能正確地識別任務嗎?我能制定切實可行的計劃嗎?我能自我管理、執行計劃嗎?三缺一,成功無望;三缺二,基本就別扯了,洗洗睡吧。前二者,是可以借助外力來做到的,比如高考這件事,遇上好學校、好老師、好家長、好咨詢,幫你識別任務、制定計劃,但最后一條,自我管理,是上帝都幫不了你的,如果你自己不能進入狀態的話。我憑半個世紀的人生閱歷,可以肯定地說,自我管理,永遠是人生成敗最最要害的分水嶺。李嘉誠說過大意這樣的話:很多人的處境不佳或人生失敗,本質上都是自我管理上的失敗造成的。此言雖過,但有理和警醒。
 
我們那個時候,上個世紀,1984年,高考填報志愿是在考試結束后、分數出來之前完成的。考完了,我只知道自己發揮正常,成績多少,不知道。填報志愿,也沒有任何人指導,家長是肯定不會有任何要求的。我自己是懵懵懂懂、稀里糊涂的,因為出身農家,所以本能地想報考農業大學;因為童年時候覺得穿白大褂的醫生很高級,所以又想報考醫學院。直到填報志愿的時候,我才得知農學和醫學專業,屬于理科,文科不能報。可想而知,高中畢業時候的我,見識淺陋到什么程度。
 
我的主要志愿,都是沿著師范系列填報的,第一志愿華東師大,因為它在上海;第二志愿江西師大,因為它在省城南昌;第三志愿贛南師專,因為它在地市贛州。專業上填報了英語專業和政教專業。我總分達到了可以進入中國任何一所最好大學的水平,政治又是省里狀元,當然是被錄取進入了華東師大政教系政教專業。我情有獨鐘師范大學,并不是我喜歡做老師,也不是我知道上師范大學對人生意味著什么,而是因為我從小到大唯一近身接觸過的非農職業,就是“教師”,那些從小學到高中給我上課的老師們。除師范外,我對其他的各類專業院校,基本上聞所未聞、渾然無感。一個農村孩子,從農家生活到縣城高中,從低年級課本到高年級課本,從應試到應試,就是我的全部閱歷和知識范圍,我能知道啥呀?連迷茫和困惑我都沒有,我只有混沌和無感。
 
今天看來,我當初的無知無感,是一種競爭優勢、制勝法寶,因為它保障了我沒有多余的關切和分心,沒有思想世界的困惑、心靈情懷的擾動和花花世界的誘惑,我只專注于一個目標:那就是高考。只有這個東西,才能改變我的命運,而其他的,都于事無補。人生是分階段行進的,任何一個階段,專注于那個階段的最要害命題,集中自己的全部心力、智力和體力,牢牢地扣死它,徹底地打穿它,壓倒性地完勝它,這幾乎可以升級為人生戰略戰術論。我的高考,就是這樣。